公元二零二零年五月一日，美国某大公司的资深程序员老柳被一场横祸夺去了生命。老柳受雇于一家位列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他一生谨小慎微，只知道勤勤恳恳地挣钱养家，从不去接触任何不健康不合法的东西。如今他终于挣够了钱，孩子们都成家了，他也熬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他準备过几天就去办理退休手续，然后他就能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天是周末，他老伴说屋里的墻上有些水迹，可能是屋顶有些漏雨，要打电话去请人来修理。老柳说先不急，待我上去看看再说。不顾老婆的劝阻，他搭着梯子就爬到了屋顶上。作为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家伙，他的身体还不错，就是视力不太理想。结果他一脚踩空，从四五米高的屋顶上摔了下来。
老柳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后，医生的诊断是脑死亡。老柳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事们的探视和道别。他的灵魂却飘到了四十八年前，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他出生长大的那座中国南部的省城。那时他还是市立第十七中学的一名十五岁的学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除了大革命之外，还有五花八门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
老柳，不，现在应该叫小柳，他的大名叫柳侠惠。这是他爸爸给起的名字，不但读起来很别扭，而且害得他第一次跟人见面时总要这样解释一番自己的名字：“不，不是柳下惠。是柳侠惠，侠义的侠。”
柳侠惠的爸爸名叫柳俊杰，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在一所普通高校里当一名教研室的主任。他为人老实，还有点儿迂腐，不会奉承领导，一直得不到提拔。其实按他的水平和资历，早就应该升为系主任了。柳侠惠的妈妈黄玉琴是同一所高校里的教师。比起不善言辞的爸爸，妈妈的口才特别好，讲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可惜的是，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也一直得不到重用。政治运动一来，她不是受到打击和排挤就是被列入另类去接受再教育，属于‘那些可以教育好的人们’中的一员。
爸爸长得一表堂堂，颇有风度。用二十一世纪的眼光看，是一个标準的帅气大叔。妈妈更是一个大美人儿。她皮肤洁白，透出健康的红色，身材匀称，胸部臀部都很饱满。柳侠惠却没有能够继承父母的优点。他长得太一般了，属于丢到人群里肯定找不出来的那种。他的优点是学习好，身体还算结实。性格上他很像爸爸，胆小怕事，甚至有些窝囊。
柳侠惠还有漂亮的两个姐姐。大姐柳淑惠是一名‘知识青年’，三年前下放到离家五百里外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当农民，二姐柳清惠刚刚进了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那时候国家的政策是，每一个家庭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城里，其他的孩子中学毕业后都得上山下乡，到所谓的‘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爸爸妈妈虽然是知识分子，但还是免不了有些重男轻女。他家的这个留城的名额原来是準备给儿子柳侠惠的。对此姐姐们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有些怨言的。
后来柳侠惠主动去跟爸爸妈妈说：“把这个留城的名额给二姐吧，我毕业后下乡劳动去。”于是他二姐得以进工厂当工人。工厂的工作并不轻松，每天要站着工作八九个小时。进厂后必须当三年的学徒，学徒期间的月工资才十八块钱。不过比起到偏远的农村里干重体力活要好多了。
本来五月一日是劳动节，学校放假不上课。可是柳侠惠的这个班被要求到学校搞‘义务’劳动，也就是打扫卫生，清理垃圾，疏通排水沟，铲除杂草，等等。班主任陈洁云叫柳侠惠和其他七八个同学留下来帮助她出墻报。那时候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连电视都很少见，出墻报是每个工厂学校和事业单位都必须做的事情。用官话说，就是‘努力学习和宣传毛XX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中学里每个班级都要出自己的墻报，就是用粉笔把一篇篇的文章抄写到黑板上。那些文章一部分是学生们仿照党报上的文章写的，不是歌颂革命形式一片大好就是揭露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另一部分文章与学校和班级的具体活动有关，比如学生们学习毛XX着作的心得体会，学校里评出来的‘五好学生’名单和党中央各种‘重要会议’的工作报告的摘要，等等。
柳侠惠因为比较听话，学习又好，老师们总是喜欢支使他干这干那。他身高一米六左右，在高中一年级只能算是中等个子，黑板最上面那一部分他必须站在一个凳子上才能够得着。可能是哪个同学恶作剧，把他特意从教室里搬出来的凳子换成断了一条腿的破凳子。他没有注意，刚站上去就摔了下来，头碰到地上‘咚’的一声响。他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紧接着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转了一个圈，好像是被摔晕了头。
他的滑稽样子引起了周围的同学们的一阵哄堂大笑。谁也不知道，经过刚才的这一摔，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十五岁的青涩少年柳侠惠，而是从二十一世纪穿越回来的美籍华人老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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