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红星剧场在老商业街路口，对面就是平海广场。后者的着名之处在于一尊矗立其间、高达二十来米的巨型青铜雕塑。据说这个奇形怪状的玩意儿就是平河河神。可惜有点不男不女，创作者在生动地展现出其绵长胡子的同时，也没落下丰硕的奶子。于是我杵在巨大的阴影下，仰起脸欣赏了好一阵。不光我，不少行人也在此驻足，甚至要与它合影留念。不可避免地，我将和奶子一起被摄入光的媒介，作为他人的美好回忆保存下来。唯一的遗憾大概是我身着屌丝背心在破车上挥舞矿泉水瓶的英姿于青天白日间有种莫名的怪诞。

  　　至少母亲这样认为。她给我扔把毛巾过来，眉头微蹙：“衬衫不给你找出来了？瞧你这一身行头！”我只好笑笑，说不知道。其实当然是因为背心裤头更舒服。“你呀，”母亲欲言又止，“算了，不消说你了，越长越不如以先，小时候多干凈利落。”这次我没笑，而是扫了眼对面的落地镜——或许在柜子里压得太久，背心上的褶子确实多了点，这使得身旁一袭黑色长裙的母亲越发光滑素洁。但其他人都笑了，男女老少，一个没落。其中要数张凤棠笑得最欢，她把水袖舞得风情万种，端着说：“好极好极，你妈妈不要你，不若给姨娘当儿子来。”不要笑，原话如此。“听见没，”母亲瞅我一眼，凑上来，拽住背心使劲撑了撑，“管你姨叫妈咋样？”她口气轻轻的，携着一丝令人发痒的笑意，毫无征兆地喷在我脖子上。周遭突然安静下来，灯光也亮得过分。所有人都没了动作，像在等待我的答案。我觉得应该笑一笑，但毛巾香喷喷地躺在手上，搞得我愈加僵硬。好在这时手机响了，狗血，但救急。我快步走出排练室时，里面哄堂大笑。

  　　等我再进来，大伙都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化妆的化妆，吊嗓的吊嗓，练台词的神经病一样自言自语，舞枪弄棒的像刚打花果山里蹦出来。郑向东领俩人张罗着搬道具，一路风风火火。许是副团长的使命作祟，时不时地，他要拍两巴掌，来一句：“同志们，麻溜点儿都！”要不就：“小叉啊小叉，我看数您最悠閑，不行再歇一天？”此人身材中等，肤白瘦削，在人群中穿梭而过时宛若一只漂白的猴子。看到我，他说：“来了？”我只好说：“来了。”他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来了就好。”好什么好？这话什么意思我一点也搞不懂。别无选择，我只能傻笑。然而小郑视若无睹，他一溜烟就窜了出去，空余钥匙链在走廊里叮当作响。整个地下室大概六七百平，打了仨隔间，一仓库，一更衣室，俩洗手间，剩下的都用作了排练房。这当口母亲在东南角给人化妆，柔丝轻垂肩头，晃动中不时舞起一抹耀眼的光。剧团拢共四十多号人，日常演出阵容大致三十出头，刨去琴师，主要演员也就二十人左右。今天基本聚了个齐——待会儿，就是《花为媒新编》的首演。剧本嘛，如你所料，出自母亲之手。用她的话来说即“没事儿瞎捣鼓出来的”。这年头也就几个屈指可数的省级评剧院偶有新作问世，频率是两三年一部——“咱也只能在边边角角上动动手喽”。

  　　关于此事，去年寒假里母亲很认真地跟我讨论过。话题因何而起想不起来，只记得她的嗓音如同碗里的袅袅热气，倦懒得没有一丝重量。据她说，当下评剧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第一，剧本与时代脱节，更不要说反映平民百姓的生活了，吸引不了年轻观众也是理所当然；第二，青年人才奇缺，演员平均年龄四十岁靠上，极端情况下老头还要扮小生。没错，当时她就把郑向东拎了出来。我觉得有点滑稽，差点没憋住笑。母亲就瞪了我一眼。于是我作愁眉苦脸状，问那咋办。“咋办咋办，碗里汤圆别剩下就成。”母亲笑笑，眼神却刀片般掷地有声。发愣间，腰上给人搡了一把，一个清丽的嗓音从背后响起：“哟，林林来了呀，还以为又是打哪儿来的小戏迷呢。”虽然没往剧团跑过几次，但几个熟脸我还识得——说句不好听的，当今平海戏曲界硕果仅存的时代精英有一多半都窝在这儿了。来人姓李，名字里带个“霞”，大概长我五六岁。她倒算不上精英，却是货真价实的年轻演员，听说去年刚给平海卢氏当儿媳。至于是母亲牵线搭桥，还是业务往来的意外收获（剧团的舞美道具不少都在卢氏手工坊订做），就不得而知了。

  　　我赶紧让道——手里还攥着母亲的毛巾——与此同时笑了笑。

  　　“放假了？”霞姐小巧玲珑，杏眼桃腮，此刻着一件粉红短褂，今天的张五可多半非她莫属。我确实放假了，便点了点头。“那敢情好，”她把小脸转向人群深处，唱道，“同志们，开饭啦！”就这一剎那，俩提着庞然大物的小哥尾音似地鱼贯而入，简直吓我一大蹦。人声嘈杂中，母亲向门口走来。我瞥了眼墻上的钟，十一点不到。“哎，”李X霞在我肋骨上捣了一下——她老也太不客气了，“林林也尝尝咱们的工作餐？看你妈平常都吃啥好的。”我沖她摇了摇头，继而沖母亲摇了摇头。我说：“没这口福啊，一会儿还有事儿。”我确实是这么说的。于是霞姐切了一声，说一準有大餐等着。母亲自然没听见，所以两秒后她几乎把李X霞的邀请重复了一遍。我只好再次摇了摇头，说要去小礼庄。母亲撇撇嘴，接过我手里的毛巾，面向李X霞：“咋样？咱这儿子也不傻，啊？”为表赞同，霞姐又在我肋骨上捣了一下：“何止不傻，还油嘴滑舌呢，刚还说自个儿没口福。”毫无办法，在母亲目光扫来的一瞬间，我几乎要汗如雨下。

  　　打地下室出来时，正好碰见郑向东。母亲让他快吃饭，他摆摆手，嘴里嘟囔些啥我也没听懂。张岭话更接近于晋语，和平海本地话差距不小，语速一快我就懵逼。于是我问：“咋？”

  　　“咋啥咋？”

  　　“小郑说他咋？”

  　　“呸，胆子不小！”母亲在我背上来了一巴掌，“小郑是你叫的？没一点礼貌！”

  　　简直跟狗血电视剧里演的一样，话音未落，小郑就嗖地打身后窜了出来。他抱了捆大绳，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亲切。”这次他用的是平海话。

  　　理所当然，我背上又挨了两巴掌，毛孔里憋着的汗水也总算汹涌而出。这会儿舞台上已铺好地毯，摆好桌椅板凳，连瓜果点心都一样没落，看布置该是李家大堂没跑。小郑和一位琴师变戏法似地从幕布后推出一堵大红背景墻，简陋得有点夸张，以至于其材质是布是纸我也无意深究了。而据母亲说，在当下戏曲表演中，这已是中上等道具。“没有办法啊。”她轻叹口气。是的，没有办法。像现在的红星剧场，虽被凤舞剧团承包下来，但也不得不搞一搞其他剧团、其他戏种，包括相声甚至话剧、歌友会在内的“补充性演出”。“生存第一嘛，总得慢慢来。”奶奶这样说。尽管在她老人家看来，除评剧和部分相声以外的所有艺术/娱乐形式都应当予以取缔。

  　　临出门，郑向东竟叫住了我。他说：“咋，这就走？不看戏了？”

  　　搞不好为什么，我老觉得他的语气异常愤慨。于是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时，我对母亲说：“刚我小舅妈来电话，有重大事项协商。”

  　　“哎呦，啥重大事项？”

  　　“说是咨询点法律问题，谁知道。”

  　　“那你可得做好基本功，别给人瞎扯。”母亲挽上我胳膊，笑意已弥漫至炽热的空气中。

  　　“不会是要跟我小舅离婚吧？”我笑了笑。为何来这么一句得问老天爷。

  　　“说啥呢你，”母亲停下脚步，皱了皱眉，“胡说八道，瞎说个啥劲？”她是真生气了，两眼直冒火，鱼尾纹都跳了出来。

  　　理所当然，我立马变得灰头土脸，连夹脚拖的蹭地声也隐了去。即便新生儿般的文化综合大楼近在眼前，即便几乎能嗅到官僚资本的铁腥味，即便我伸了伸手，还是没能从喉咙里抠出一个字来。

  　　“这两天就往里边儿搬。”好半会儿，还是母亲先开口。

  　　“嗯。”

  　　“嗯啥嗯，德行！”她挤了挤我。出于可笑的自尊，我并不打算立即做出回应。不想母亲竟把脸凑了过来，那么近，发丝呵得我心里直发痒。我只好把脸扭过另一侧。她就笑了起来，轻巧得如同春燕的尾巴。直到站在老商业街路口，母亲才捣捣我，犹带笑意：“哎，咋过来的？”我指了指不远处锁在法国梧桐上的破单车。“电瓶车不专门给你充电了？”

  　　“不知道。”

  　　“又是不知道，我看你啊，越长越顽皮。瞧你这裤衩，啊，拖鞋，真是不消说你。”等我跨上单车，母亲又说：“今儿个可别喝酒，不然就别回家了。”

  　　我笑笑说好。

  　　她却双臂抱胸，长叹口气：“你是长大了，妈看也看不住你喽。”

  　　昨晚上母亲也是这么说的。我到家时十点出头，刚进门，她就站了起来：“不催你，你就不知道回来，也不看看几点了。”于是我看看手机，告诉了她。“咋，喝酒了？还不承认！”不等我换好鞋，母亲已来到玄关口。“啤酒。”

  　　“烦死人。”她皱皱眉，扬手欲打我。可父亲并不这么看，他说：“烦啥烦，那怕啥。”奶奶则是火上浇油：“不学好，可得教训教训他！”都这时辰了，她老人家还没歇息去，真是让人大吃一惊。

  　　然而等我在沙发上坐下，刚才的惊讶立马烟消云散——平海台在重播那个《文化来鸿》，此刻端坐在荧屏上的可不就是母亲？奶奶看得那叫一个聚精会神，都没舍得瞟我一眼。父亲就着啤酒在磕一小碟花生米。他倒是瞅了我好几眼，甚至有邀我同磕的意思，可惜张张嘴就没了下文。母亲嘛，进厨房泡茶，尽管我连连说用不着。

  　　就这么仰脸闭目听了一会儿，奶奶突然说：“这女主持，哎，和平，这不是那谁嘛？”

  　　我下意识地漏了点光。映入眼帘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精致女人，很瘦，很白——鱼肚白，周身却又浮着一抹光，像夏天巨大的白色云层翻滚而过时底部溢出的那抹铅灰色。她戴着个大耳环，过于夺目。老实说，从造型上看，跟沙师弟失足时期佩戴的那款倒是十分相似。奇怪的是那个上午我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个人。可惜父亲并没有及时作出反应，一时只有咀嚼花生米的声音。在我犹豫着要不要补充发问时，他老总算开口了——在此之前先顺了口啤酒：“李雪梅啊。”我以为他会再说点什么，然而没有。

  　　奶奶也没了言语。于是我问：“李雪梅谁啊？”又是花生米。我打赌父亲瞟了我一眼，好像这才发现他儿子竟然会说话，真是打天上掉下个宝贝。他说：“李雪梅啊，你忘了，以前新闻联播啥的都是她主播，陈建国老婆，前电视台一把手，现在——”听这么一说，我眼前似乎真的浮现出一幅男女性端坐镜头前只有嘴唇上下翻动的画面。这让我睁开了眼。

  　　母亲端了一碗茶出来。“现在嘛——”父亲以四十五度角仰望着天花板，“好像退了，在妇联还是在哪儿？政协？是不是在政协？”他面向母亲。后者小心翼翼地把茶放下，拍拍我肩膀说当心烫，尔后捋捋头发：“我哪儿知道，应该是吧。”

  　　“看来市里边儿真是对评剧，啊，传统文化，上了心哩，这李雪梅都请出山了。”父亲翘起二郎腿，点上一颗烟。他甚至把烟盒往我这边推了推。母亲不满地砸下嘴，双手牢牢地搭在我肩上——这就是昨晚的母亲，始终站在我身后，纹丝不动。

  　　白面书生跳出来时，沉默半晌的奶奶撇过脸来：“还不是秀琴认识的人多。”

  　　“狗屁，牛秀琴算个屁啊，”父亲猛抽口烟，差点打沙发上蹦起来，“她就是个芝麻粒儿，哪来那么大能耐？”说完他看看母亲，又看看我，最后才转向了奶奶。后者却不瞧他，正襟危坐，嘴里也不知咕哝些啥。一时陈建军的声音变得分外古怪，像是在对着稿子念悼词。法令纹的每次蠕动都让人备受煎熬。

  　　关于牛秀琴，我希望母亲能说点什么，但她只是捶捶我，说：“喝茶。”倒是奶奶探过身来，在我大腿上来了一巴掌，嘴唇翁动的同时眼却瞟着父亲：“那啥理疗仪就是你秀琴老姨送的，这电视里可都放过，名牌！”她老什么意思我搞不懂，我只知道是时候让紧绷多时的膀胱放松下了。

  　　打卫生间出来，陈建军还没搞完。神使鬼差地，一句话就从我嘴里冒了出来：“老重德是谁？”

  　　仿佛耳朵出了问题，客厅里的仨人没有任何反应。等我再度落座，父亲才说：“老重德嘛，县公安局的，后来区改设市，他是个副局长吧。”我喝口茶，说哦。他老反倒意犹未尽：“他也就沾了抗美援朝的光，那时是个机枪手。听你爷爷说，老重德天生带着股二劲儿，机枪没油他就撒泡尿接着打，啧啧，这就成了典型。妈个屄的，那么多能人就个二逑成了典型！”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顺着父亲叹了口气。母亲拍拍我，说她先睡，“明儿个还有重要演出”。我点点头。她又叮嘱我记着把茶喝完。我说行。“行行行，”她也叹口气，幽幽地，“你是长大了，妈也看不住你啊。”

  　　从老商业街到小礼庄几乎要穿过半个平海。小舅妈却不在家。事实上没一个人在家。整个院子空空蕩蕩，虞美人开得越发娇艳。我只好大汗淋漓地窜进了小饭店。三三两两的食客惊讶地抬起了他们或大快朵颐或小心翼翼的脑袋。我喊了声小舅，他便从厨房探出个头。“呦！”他说，完了挥挥长勺，“热？”这不废话么。我打冰箱里操了瓶碳酸饮料。“热就对了，快三十度呢今儿个。”干完手里的化合物之前，我不打算再搭理他。小舅却晃出来，问我吃点啥。我问小舅妈呢。他说：“回娘家了！”是的，他是这么说的。于是我当下就喷出了一道效果可观的可口可乐之泉。当然，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小舅妈并非要咨询离婚事宜，而是想知道现在购买农村宅基地靠谱不。理论上当然不靠谱，至于司法实践上，我说我得研究研究。是的——研究研究——我是这么说的。我已做好準备迎接一切冷嘲热讽。但小舅说：“你可得好好研究研究，小舅的下半辈子就在你手里头喽。”

  　　吃完凉粉，应小舅之托，我还要往鱼塘送饭。敢情这才是诓我到小礼庄来的真正目的。父亲的肉刀削，姥爷的海带汤，其他若干人等花里胡哨的各种面，以及几瓶啤酒和香烟——害我跑了两三趟。曾几何时，钓鱼也变成了时髦的怪癖，何况是在人工塘里。据父亲说，搞垂钓塘关键在于把握好难度，让客人体会到某种微妙而幸福的成就感。他说的对，这会儿姥爷就徜徉在这种成就感中销魂蚀骨，难以自拔。直至我奉上午餐，他才丢开自制鱼竿，允许我暂时代为掌控。他老在钓虾。他老指指水桶，说晚上留下来吃饭。他老玩上瘾了。梧桐很老很高很大。有树荫，不太热，但也算不上凉快。于是我问姥爷咋不去看戏。他愣了下，然后直摇头，说唱了一辈子，离是离不开了，但也不能跟太近，何况是自己闺女呢。“晕眼啊。”他呼噜一声后，从海碗里抬起头来。我无话可说，只好点了颗烟。很快姥爷就夺回了操控权，难为他老一大把年纪了还要狼吞虎咽。我掂瓶啤酒，决定像个返乡农民工那样到自家田间地头转悠转悠。

  　　父亲坐在渔屋前的老榆树下。同我一样，他也在喝一瓶啤酒。一旁的红漆木桌上几乎陈列着前电气化时代的所有娱乐方式：扑克、象棋、《水浒传》和一本暴露着女性大腿的铜版健康杂志。该杂志会虚构出一些卑微的人名，然后以怜悯而色情的口吻尽可能地详述他们在性生活上遭遇的种种困难。这之后它会提出解决之道，往往是些生活小常识，籍此你的人生会迎来重大转机。据我所知，它曾帮助很多青少年成功地实现了手淫，这其中就包括我。所以一看见它，我就笑了。父亲也笑，问我六号走不。我说看看。他又邀请我钓鱼。我说没意思。“啥有意思？！”他拍拍桌子，嘴唇翁动着，却没了声音。我不知作何反应。好在眼前的脑袋一番摇摆后又仰了起来——父亲以一种故作幽默的口吻说：“给你布置个任务，咋样？”

  　　“咋样”两个字并没有说出来，但他就是这么个意思。“好啊。”我说。“喂猪去。”他丢出一串钥匙。我捡起，刚走两步，父亲就哈哈大笑起来。是的，货真价实的哈哈大笑，白背心下的肚皮都在飞速颤抖。“你还真去啊！”他说。“喂得过来么你！”他又说。父亲拍着大腿，眼泪都流了出来。于是他擦掉眼泪，说：“猪——还是我去喂，你——到山墻下揪点银杏叶，你奶奶都唠叨两天了。”

  　　经再三确认，我总算在西侧山墻外找到了那几株父亲“悉心栽培以便药用”的银杏树。拇指粗，孱弱得像个甲亢病人。在小心翼翼地摘掉其一半叶子后，我终于狠狠心来了个风卷残云。于是它们索性淹没在墻根越发兇猛的藤蔓间，消失了一般。出于某种愧疚，我沖着银杏树撒了一泡尿。我觉得这将有助于它们茁壮成长，再不济也好快些容光焕发。提上裤衩，我环顾四野，神使鬼差地，就沿着小路走到了尽头。拐过墻角的同时，我系上了手中的塑料袋。理所当然，那泡屎还在，只是与两天前相比它变得愈加干硬。在物理学上，这是个十分有趣的过程。张凤棠的尿却不见了，它消失在松软的土壤间，就像我亲姨从未蹲过那儿一样。这自然也符合物理规律。所以我并不惊讶。围着那泡尿曾经存在过的地方，我转了好几圈。当然，不是脚，是目光。除了一厥陈年老屎之外，别无所获。更远的地方，杂草汹涌，绿得夸张。一切都正常得令人心旷神怡。我点颗烟，站在小树林斑驳的阳光下，任大自然的凉风摸了个爽。后来，我抬起头，就看到了一只黑色丝袜。我估计是的。它十分屄屌地攀着一截树杈，高高在上，舞动得令人心颤。我猛吸口烟。二十一世纪的天还是这么蓝。